诞生在中国的“茶禅一味”、“茶禅一休”这一文化思想与哲学观念，后与佛教、饮茶一起东传到日本。日本高僧荣西禅师在中国留学期间，除钻研佛经外主要埋头于茶文化的研究。回国时带回许多经书与茶种，曾著《吃茶养生记》一书，将饮茶与修禅结合起来，在饮茶中体味清虚淡远的禅意，此书后来成为日本茶道的经典论著。下面就“茶禅一体”的文化境界做一介绍。
“茶禅一味”、“茶禅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现象，也是茶文化和禅文化合二为一的集中体现。根据文献记载，中国人饮茶习俗的形成与佛教传入中国几乎是同步的，均始于东汉时期。
佛教僧人生活来源最早依靠乞讨和施主布施，一部分来自政府部门直接供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流民，一变而为游僧。乃至禅宗四祖道信时，实行“作”“坐”并重，这是佛教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一大创举。这里的“作”为“作务“，“作役”，泛指一切生产劳动。道信号召手下的门人都去从事生产劳动，以便“得一口食塞饥疮。”他在黄梅双峰山聚结500多名禅众定居，垦荒耕种，自给自足，正式把通过劳动解决吃饭问题作为禅门一件大事来做，且列进禅行之中，为当时的流民逃僧创建了一个世外桃源。“坐”即“坐禅“，坐而修禅的意思。坐禅要求僧人静坐敛心，集中思维，专注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以期大彻大悟。
到禅宗五祖弘忍时，“作”“坐”已定型化，并在禅思想上有所创新。弘忍把禅贯穿于日常劳动生产之中，且进而把劳动生产提高到禅，而不是一般地将禅贯穿于世俗生活。
由达摩提出的关于众生“心性”即是“佛性”的基本思想经历道信、弘忍的变革，正式形成中国禅宗，并完成了以自信自主、自求解脱为中心教义的立宗工作。这就为长期流动的禅僧们最终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组建起一个生活上比较有保障的社会群体。
自坐禅进入佛教僧徒的宗教修持生活和禅众从事农耕生产一开始，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及茗茶就融入佛事活动，成为佛教寺院一大劳作。
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脚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90夭为一期，此外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和不食荤。这样既能提神醒脑，驱除疲劳困倦，又能使清心修行的茶成为禅僧必不可少的饮料。禅僧坐禅时，每焚完一支香，就要饮茶，一天甚至能喝四五十碗茶。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作用，为越来越多的僧人所亲身体验。唐代《封氏闻见录》载，泰山灵岩寺降魔藏“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代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诗句，更是生动描述了老僧参禅烹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僧人便加强了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了历代名山大川寺院出名茶的特殊现象。如碧螺春(碧萝春)茶，产自江苏洞庭山碧萝峰。原名“水月茶“，因洞庭山水月院山僧首先制作而得名，沸汤清澈鲜绿。乌龙茶的始祖为福建武夷寺禅僧制作最佳。鹿苑茶产于湖北远安鹿苑寺，清香醉和，回味甘凉。苏东坡用贡茶大龙团换取的垂云茶，则产自浙江杭州宝严院垂云寺。不少贡茶也产于寺院，如著名的顾渚山的贡茶紫笋，最早产自吉祥寺。清乾隆帝最爱饮的君山银针，则产自君山白鹤寺，每年进贡仅18斤。随时光流逝，盛衰衍变，有些曾产自佛寺、一度享有盛誉的名茶，后由于各种原因被历史湮没，最后绝了种，如苏州虎丘寺的虎丘茶，丹阳观音寺的观音茶，福州鼓山寺的鼓山茶，绍兴云门寺的云门茶，西山白云寺的白云茶等。
我国今天的名茶，仍有相当一部分源于佛寺茶园，如黄山毛峰就生长在松合庵、昂桥庵、云谷寺一带;碧螺春产于东山洞庭寺;龙井来自杭州龙井寺，大红袍种植在武夷山天心观，松萝产自徽州松萝庵。庐山云雾出自庐山招寺，蒙顶云雾则出产于蒙山智炬寺等等。
饮茶与佛教的融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据古书记载，唐宋时代的名刹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禅僧们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吸饮香茗。法堂的左上角悬挂着“茶鼓”，按时击鼓召集众僧饮茶。宋代林通《西湖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鸳院，夕阳欲压箱沂城”，描绘了一幅茶鼓声下寺院幽寂苍远的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僧人称之谓“茶头”。一些寺院门前还有“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菩萨、祖师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吸饮的“戒腊茶”，全寺上下众僧共饮的“普茶”等。禅僧早起第一件事即饮茶，后再礼佛。饭后也是先品茶再做佛事。丛林还立下规则，每天需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新住持晋山时举行点茶、点汤仪式，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仪轨。专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每奉佛教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之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以茶敬佛到了宋代，发展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物象表演，实际上就是“水丹青”。宋代陶谷的《外茗录》曾有此记载，“茶至唐渐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鱼，但须臾就散灭。时人谓之‘茶百戏’”。与“水丹青”相媲美的是“水书法”。《蚌茗录》中还讲述了一个禅僧在茶汤中“写诗”与吟诗的故事。唐宋时代“斗茶”也十分时行。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各种茶叶质量，决出高低，故又称“茗战”。后为决出进贡朝廷的极品茶，遂后斗茶风遍及各地。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和章眠从事斗茶歌》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描绘了斗茶场面。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味”、“茶禅一体”说由此产生。茶与禅有相通之道，均重在主体感受，非深味之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地品味，讲究井然有序地吸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溢。参禅要澄心静虑地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冲和、幽寂。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与升华。整个茶事过程，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吸茗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含了体味、领悟自然真谛的哲理，并以此体悟佛性和超凡脱俗意韵，所以“茶禅一味”、“茶禅一体”至理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