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忆：1973年大学班里就我一个“地主子女”

发布时间：2013-10-10 08:51:30

核心提示：柴沟堡师范新一届学生6个班300名学生，又只有我一个“可教子女”。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3年8月19日第15版，作者：王子昆，原题：《“可教子女”助我两次升学》

1971年夏，我从河北怀安县度口堡中学初中毕业，当时要想上高中，必须根正苗红，即是贫下中农的子女才行，而我出身于地主家庭。

正当我对上学没抱多大希望时，上级补发了一个文件，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升学）既惟成分又不惟成分，重在表现”。根据我的平时表现：学习优秀、寒暑假经常参加劳动，我被定为“可教子女”保送上高中。高一新生两个班120名同学，只有我是“可教子女”。

1973年，我高中毕业，作为知识青年回到度口堡公社劳作。1976年年底，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保送开始，县教育局给度口堡公社拨了一个“可教子女”指标，公社书记冯佃灵知道我家庭成分不好，但考虑到我在生产队表现好，给大队培育出了优质的杂交玉米和高粱，为粮食增收做出了贡献，平时还积极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就把这个指标给了我，我如愿以偿进入河北柴沟堡师范读书。柴沟堡师范新一届学生6个班300名学生，又只有我一个“可教子女”。

由于是“可教子女”而能够两次升学，是我的幸运；可是，“文革”中，“惟成分论”让一大批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不能上学，是国家一大损失。（河北怀安王子昆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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