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成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缩微
发布时间：2017-03-02 16:52:53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关于成都人坐茶馆的争论都十分激烈，大概以1937年抗战为界，前后有明显不同。第一个阶段从晚清到30年代初，对茶馆的批评基本来自成都内部，是当时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反大众文化之一部分，他们认为坐茶馆是“落后”生活方式的代表，而外来者却对茶馆多持欣赏态度。第二个阶段则是抗战爆发后，对茶馆及其文化的批评主要来自外省人（特别是从东部沿海来的，在四川经常被称为“下江人”），但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弹，显示了内地和沿海地区文化的冲突。这些争论也暴露了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是怎样评价和操纵茶馆和茶馆生活的，反映了他们对大众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并由此影响了官方对茶馆所采取的政策。
精英对茶馆的批评充斥着官方文件、报纸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文字，如此大规模的批评源于晚清社会改良。批评一般集中在关于茶馆生活的几个方面：赌博、看“淫荡”和“暴力”的戏、浪费（金钱和时间）、妇女进入有伤风化等。改良精英对妇女出入公共场所甚为不满。这种态度与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他们对妇女的态度应该比守旧者更为开化和宽容大相径庭。这些改良者推动了许多以西方和日本为范本的经济、教育、社会方面的改革，但他们在妇女问题上比其在西方的同侪保守得多，认为妇女在公共场所的抛头露面是“不文明”的。
清廷覆没之后，大众文化遭到的攻击更为猛烈。1912年，四川军政府都督令警察总监关闭悦来茶馆，《国民公报》发表文章支持这一措施，针对茶馆所宣称的看戏为大众教育之观点，文章反驳道：“看戏不过消闲之事而已”。悦来茶馆被封之原因，是未按规定将男女分开，悦来以西方男女合校对此进行辩解，但该文则认为这是“破坏礼教之大防”，以日本男女同浴加以反讽。文章拒绝承认晚清以来精英关于演戏具有教育功能的共识，这种共识实际推动了20世纪初的戏曲改良。这种对茶馆和戏园的敌视态度有愈演愈烈之势，正如一首词所劝诫的：“莫进茶房，莫入戏场，种我地，播我秧，一子落地，万子归仓”。
在1910～1920年代，精英主流继续批评茶馆生活，不过在这个反大众文化的大合唱里，也有若干不和谐的音符。如有人强调茶馆的社会功能，指出坐茶馆的习惯由来已久，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有的则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角度，对茶馆有更多的积极理解。舒新城在1920年代游蓉城时，便悟出了成都人喜欢去茶馆的原因。
资料来源：《通俗画报》1909年第5册。
我看得他们这种休闲的生活情形，又回忆到工商业社会上男男女女那种穿衣吃饭都如赶贼般地忙碌生活，更想到我这为生活而奔波四方的无谓的生活，对于他们真是视若天仙，求之不得！倘若中国在时间上还能退回数十以至百余年，所谓欧风美雨都不会沾染我们的神州，更无所谓赛因斯（Science）先生者逼迫我们向二十世纪走，我们要为羲皇上人，当然有全权的自由。然而，现在非其时矣！一切的一切，都得受世界潮流动支配，成都式的悠闲生活，恐怕也要为川汉铁路或成渝汽车路而破坏。我们幸能于此时得见这种章士钊所谓农国的生活，更深愿四川的朋友善享这农国的生活。［26］这段话流露出舒新城对茶馆所提供的那种节奏缓慢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欣赏。他估计，成都人用在茶馆的花销（包括茶、吃食、看戏），不及上海人抽烟的钱。他还指出，批评劳力者在茶馆浪费时间，而对政府官员尸位素餐以及许多人不务正业熟视无睹，是很谬的现象。与当时许多西化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舒新城并不对西方文化照单全收，而流露出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怀念。而这种生活方式在沿海地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因此，当他发现成都人仍然保留着这样的生活节奏（见插图1-2），倍感珍惜。当然，舒新城来自沿海地区，那里物价较成都为高，他可能并未考虑到在上等茶馆里喝茶、吃食和看戏，对一般成都人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资料来源：根据原作翻拍。作者：刘石父、李万春、谢可新、潘培德、熊小雄、孙彬、张友霖。
抗战爆发后，大量外省人涌进成都，对成都茶馆的攻击进入一个新阶段。精英、官僚和政府更把对茶馆的批评，与中国之命运联系起来。他们指出，国家现处于危机之中，人们应把金钱和精力用在拯救民族上，而不该浪费在茶馆里。他们经常把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士兵与后方茶馆里的闲人进行比较，以此来反衬那些“不爱国”的茶客。一篇发表于1938年题为《战时成都社会动态》的文章，便批评成都居民对战争漠不关心，特别对两种“特殊人物”，即终日打麻将和在茶馆里混时间的人，诟病甚深。作者认为坐茶馆是“道地成都人的闲心”，虽也有人用茶馆做生意，但百分之五六十的人是“为吃茶而吃茶”，那就是为何茶馆总是顾客盈门之原因。文章敦促那些“自私”、“麻木”的茶客觉醒，关心国家的命运。
另一些人则试图为茶馆辩护。他们反驳那些在茶馆浪费金钱和时间的指责，宣称茶在各种饮料中最为便宜，也并非只有茶馆才是人们说三道四和散布谣言的地方。他们承认茶馆存在诸多问题，也有必要限制其数量，实行营业登记，规定卫生标准，以及禁止赌博和上演“淫戏”等，但不赞同关闭茶馆的过激政策。他们还举出具体事例，来证明茶馆存在的必要性。例如，如果一个男人与太太发生了口角，他可以到茶馆里待上几个小时，和朋友聊聊天，读读报纸，回家时可能已怒气全消。还有人解释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去茶馆是因为失业，对他们来说茶馆是最方便、最廉价的去处，以消耗时间，会见朋友，甚至可以在茶馆寻找工作。1949年一个名叫屈强的人评论地方报纸上关于茶馆喝茶的论战时宣称：“一说茶馆非取缔不可，一说不取缔亦无不可。依我，两种都该打屁股二百。若问理由，前者有千千万万的茶客会告诉你；后者，犯“浪费唇舌”罪。我要喝茶的，我没有理由，你能把 饭 戒掉，我就能把 茶 戒掉。你要吃饭，我就要喝茶！”其言下之意是，该不该在茶馆喝茶是一件不用费口舌的事，只要人要吃饭，喝茶就不应被诟病。
对茶馆最有力的辩护，可能算是署名“老乡”于1942年发表在《华西晚报》上的系列文章《谈成都人吃茶》。作者指出吃茶是成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本身并不轻视它，也不重视它。唯有经别人发现后，就认为了不得了”。这里的“别人”，显然是指战时来川的外省人，透露出关于茶馆的争议也有地域文化的冲突夹杂其中。他反驳那些在茶馆浪费时间的指控，以讥讽的口吻写道：“有的说：这于时间太不经济，大可不必。这种人都是大禹惜分者流，确可敬佩。不过这些人有时也露出马脚，去打牌，谈天，看戏，所消耗的时间比成都人吃茶还多（得）多，更不经济。问题在于他个人的癖性与嗜好，不合于他的味道，则一概抹杀”。对于称茶馆为“魔窟”，学生在那里耽误了学习的批评，“老乡”指出：“不能把一切坏的事实都归咎于茶馆”，建议搞教育的人应该考察为何学生喜欢去茶馆，并指出，“万事有利必有弊，总不见得见到社会上有坏人，便马上主张社会应该毁灭”。他进一步说明，许多茶客都是普通人，甚至是穷人，喜欢在茶馆里消除疲劳，见朋友，天南海北闲聊，“所谈无非宇宙之广，苍蝇之微；由亚里斯多德谈到女人的曲线，或从纽约的摩天楼，谈到安乐寺”。（见插图1-3）一些人漫无目的地神聊，一些人做生意，一些人独坐读书，甚至人们在喝茶时得到灵感。作者还以外国为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法国的大文学家巴尔扎克曾饮外国茶和咖啡，而完成了他伟大的《人间喜剧》”。作者进而愤慨地责问：“我辈吃闲茶，虽无大道成就，然亦不伤忠厚。未必不能从吃茶中悟得一番小道理。不赌博，不酗酒，不看戏，不嫖娼，吃一碗茶也是穷人最后一条路”（见插图1-4）。这位“老乡”应该是一位精英，但为“穷人”代言，倒使那些攻击茶馆的人显得不通民情，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以攻为守的手段。
资料来源：根据原作翻拍。作者：刘石父、李万春、谢可新、潘培德、熊小雄、孙彬、张友霖。使用得到作者授权。
“老乡”还反驳所谓“清谈误国”的指责，认为这些批评者实际上也不过是“空谈”，因为他们虽声称国家利益为重，但不过是口惠而已，因为这些人也没有上前线打鬼子。作者有意将那些对茶馆的批评置于绝对的境地：如果说“清谈误国”是正确的，那么“误国即卖国，卖国者虽不一定是汉奸，也可与汉奸差不了好远，一概应下牢狱。这种人所得到结果，则是说，凡坐茶馆吃茶者，都应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这才真正叫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文章宣称，对那些“真正祸国殃民的那一些人，那一群人，他们根本就看不见，或看见了便王顾左右而言他”。作者讥讽这些批评者在战争爆发后，“带着一脸的西崽相，来到大后方”，无所事事，他们并不敢挑战那些有权有势者，而把无权无势的茶馆和茶客作为靶子，以“无聊”、“误国”等语言进行攻击，“老乡”以调侃的语调写道：他们可以“仿效希特纳（勒），集天下之茶经而毁焚之”。言下之意，那些茶馆的批评者不过是无事生非，欺软怕恶，而且是崇洋媚外，所言虽然偏颇，但还真有点杀伤力。
“老乡”进一步问道：“我们吃茶算罪过么？”成都有许多茶馆、茶园、茶楼、茶厅是有原因的。茶馆就是一个市场，人们在那里进行交易，解决纠纷。道路两旁的茶馆为行人和外来的生意人提供了休息之地。这样，茶馆为人们提供了方便，他们去那里喝“早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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